操行分管理的边界与尺度：从云南高中生劝退事件看学校评价体系的制度困境

笔者在高中阶段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操行考核体系。彼时的校规白纸黑字，扣分项目密密麻麻，加分渠道却寥寥无几。这种不对等的设计逻辑，至今仍在不少学校延续。

近日，云南红河州建水县一中发生的事件，将操行分管理制度推上舆论风口。高二学生因携带电话手表被处留校察看，后因操行分不合格再遭记过，两项处分叠加后学校劝令其转学。事件核心并非学生行为本身是否违规，而在于：当量化考核成为管理工具时，其执行边界究竟在哪里？

制度设计的功能与局限

操行量化考核的本质是将学生行为进行数字化管理。从建水一中2025年9月的考核表可见，加分项涵盖课堂表现、宿舍卫生、回答问题等正向行为，单项分值从2分至10分不等。扣分项则涵盖离教室、英语听写、违禁品、作业空题、宿舍卫生等多个维度。表面看，这套体系逻辑自洽，奖优罚劣。然而问题在于：当扣分总额远超加分总额时，学生如何通过正常行为维持合格线？

数据显示，该生当月加分88分，扣分却达127分。这意味着即便积极表现，扣除日常损耗后，净得分仍为负数。这种设计是否在事实上制造了“必然不合格”的困境？

处分的叠加效应与比例原则

我国教育法规明确禁止学校超越权限处分学生。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虽针对高等教育，但其确立的比例原则具有普遍参考价值：处分应当与学生行为的性质、情节、危害程度相适应。

在该案例中，学生初次违规（带电话手表）已受留校察看处分。二次处分（操行分不合格）属学年考核范畴。将两种不同性质的处分简单叠加后触发转学劝令，是否遵循了“过罚相当”的基本原则？更值得追问的是：操行分不合格究竟是独立的学籍处分，还是仅为综合素质评价的组成部分？若为后者，其能否单独作为劝退依据？

程序正义的缺失

校方回应称“多次违纪达到一定程度”，但未说明具体违纪次数、严重程度及对应的处分层级。更关键的是，学校是否有明确的处分累加规则？学生是否事先知晓操行分不合格将导致何种后果？处分决定是否经过陈述申辩程序？

从已知信息看，家属称学生已在家待了近三周，心理状态不佳，经常不吃饭不出门。这提示我们，除了制度层面的争议，该事件对学生本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同样不容忽视。教育惩戒的根本目的应是引导学生改正行为，而非将学生推向边缘化处境。

改进方向与制度建议

操行考核并非洪水猛兽，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是否合理、执行程序是否规范。首先，加分与扣分的分值权重应经过充分论证，确保学生通过正常表现能够达到合格标准。其次，处分种类与触发条件应当公开透明，学生入学时即应知晓违规后果。再次，对于涉及学籍变动的重大处分，应设置申诉渠道和听证程序。最后，考核结果不应与学业成绩直接挂钩，避免形成“成绩差则行为差”的偏见链条。

教育惩戒从来不是简单的是非题，而是在规范管理与成长引导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过程。建水一中的案例提醒我们：当量化考核走向极端，它可能从管理工具异化为伤害工具。如何让制度服务于教育而非绑架教育，值得每一所学校深思。